“全球产业链下的中国中小企业创新之道”系列报道
入世20年 中国外贸惠及全球
中国知名女鞋制造商华坚集团总部坐落在广东东莞厚街。厚街并非一条街，而是一个因鞋闻名世界的小镇。
东莞市高峰时期鞋业生产企业有4000多家，年产量10亿双。世界上60%以上的中高档女鞋及休闲鞋产自这里，总产量占全国1/4，全球1/10，出口占广东省1/3份额，被称为“世界制鞋工厂”。这是一座伴随改革开放和中国入世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城市，外贸依存度很高。
而今天的中国，平均每分钟就有60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货物进出境。202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463亿美元，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而2001年，这数字是5098亿美元。2001至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达12.68%。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
“10个美国人就有1人穿华坚的鞋”
张华荣1958年出生于江西南昌。早在1983年，刚从部队退伍的他就在南昌白手起家，办起了一家制鞋小作坊，是改革开放后南昌最早一批个体户。
张华荣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入世准备期就开始做外贸。1993年，他承接了江西进出口公司的第一个外贸订单，很快就发展成南昌市出口创汇的先行企业。
1995年，张华荣到广州参加广交会，看到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之地，“当中国正在入世谈判期，很多港台、外国贸易商提前抢占先机，在广州开设贸易公司，在东莞、深圳办厂。因此第二年我也来到了东莞。”
张华荣还记得，当时东莞到处都在盖楼、建工厂、修路，节奏很快，大家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1996年10月，他买下了一家台湾人的工厂，开始接外贸鞋订单，第一个订单是出口俄罗斯。1997年下半年开始承接美国中高端女鞋订单。
那时，东莞遍地都是港台、日本、韩国商人开办的工厂，而张华荣是少有从内地过来开工厂的人。当过兵的张华荣作风雷厉风行，对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坚持服务第一、品质第一、速度第一，只做中高端女鞋，单价合理、品质稳定、交货期准时。”
很快，华坚集团就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厂家，高峰期一年出口额5亿多美元，“我们每年出口美国2000多万双鞋，可以说，每10个美国人就有1个人穿华坚的鞋子。”
张华荣的同行们也在飞速奔跑。东莞快速成长为世界制鞋工厂，全国各地的劳动力争相到东莞打工，开眼看世界。
在东莞发展的同时，张华荣不忘反哺家乡。2002年他在江西赣州投资创建华坚鞋城，安排1.3万人就业，其中包括400多名残疾人，成为当地最大的出口企业。
加入WTO，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张华荣是见证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201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他看来，外贸行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政策、入世带来的国际贸易红利，以及东莞良好的营商环境，还得益于欧美国家给了订单和市场。中国在发展经济、解决劳动力就业、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一个档口便是一家外贸公司
而广州世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婷则是从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才开始转做外贸。走进张婷位于新大地服装的展示厅，上万种针织衫琳琅满目，以欧美款式为主。
1999年，张婷夫妇从江苏到了广州，在新大地服装城租了“1819”号档口，做起毛衫生意。张婷记得，她的第一个外贸订单是2001年俄罗斯客商来档口下的订单。当时有很多外国客商来服装城，有一些还是华侨华人。发现外贸商机后，她就停止了内贸业务，专做外贸。
张婷逐渐组建了设计师团队，针织衫种类齐全、款式新颖，且交货及时、服务态度好，客户越积越多，后来发展成新大地服装城规模最大的商户之一，店铺面积也从1个档口扩展到3个档口。
让张婷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非典时期，很多客商不敢到广州，她便去温州开了办事处，温州是知名侨乡，办事处开办4年内便积累了大批华侨客户。
前10年，张婷主做欧洲订单，服装发往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波兰、乌克兰等国，销量很大，“客户经常一个款就定一个货柜。”
2010年起，欧洲订单下滑严重，欧债危机波及到了中国外贸。她开始转换思路，设计新款式，转做美国订单。现在，张婷的美国订单占比超60%，其余发往欧洲、南美、日韩等地，销量好时，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美元。
张婷的外贸业务发展迅速，离不开平台的支持。在新大地服装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档口便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外贸公司。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广州外贸业发达，广交会吸引了大批外国客商，广州在流花商圈建设了多家服装批发商城，如新大地服装城、白马服装市场、金祥大厦等，是中国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服装批发贸易集散地。
2020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张婷几乎没接到订单。好在从5月底开始，订单量逐步恢复，她表示，疫情期间，针织衫销量下滑并不严重，毛衣属于休闲服装，可居家可外穿，需求量较大，海滩服销量大增。
受疫情影响，她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线下转至线上，在阿里巴巴开设了店铺，同时还开设了官网。中国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也让张婷尝到了甜头。今年，她给一家海外知名品牌供货的款式，还登上了中国知名电商主播薇娅的直播间，几万件衣服在几秒钟内销售一空。
外贸企业“走出去”建厂
入世20年，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实现跨越式发展。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9亿美元，而2020年达到了1329.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流量全球排名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的第26位上升至2019年第2位。
通过外贸发展起来的张华荣，早在2011年就赴非洲埃塞俄比亚建厂，生产高端女鞋，带动8000多人就业，帮助当地解决就业和出口创汇问题。
在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每周一的员工早会，当地工人们都会排起整齐的队伍，和来自中方的管理层们一起打着拍子，字正腔圆地唱起《团结就是力量》。工人80%来自埃塞俄比亚各地农村，大多没有上过高中，用歌声来消除文化隔阂，是张华荣想出的办法。
为了加深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好感，张华荣还多次将埃塞俄比亚的年轻员工送到东莞总部学习。张华荣还给他们起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如“上海”“广洲”“发展”“富强”等，“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些名字，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像中国大都市一样发展、富强起来。”
2017年9月，埃塞俄比亚政府授予了张华荣“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荣誉称号。
张华荣说，过去20年，很多外企到中国与中国分享发展成果。中国企业到海外去，也要和其他国家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践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倡议。
“20年来，中国既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方，同时也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者。” WTO原副总干事易小准5月14日在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上说，根据WTO的统计数据，过去20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将近翻了一番，但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长了7倍多，进口总额也增长了将近6倍。
一颗让家乡发展起来的“种子”
在中国，每三棵大白菜中，就有一棵种子产自河南济源。这个面积1931平方公里，人口73万的中原城市，依靠制种业，走出一条特色经济发展之路。
从“蔬菜比肉贵”中受启发
侯三元是个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种子生产和种植，但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老农民。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19岁就开始和农业打交道，最初在村里农业科研站工作了13年，搞小麦、玉米和大豆种子。1987年，他被招聘至种子公司，负责种子生产。
侯三元清楚记得，那是1996年，他去日本考察，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时中国肉比蔬菜贵，结果到日本去一看，蔬菜比肉贵。”他满脑子问号：“你们这里为什么蔬菜比肉还贵啊？”经过介绍他了解到，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都注重养生和健康，吃蔬菜多吃肉少，蔬菜需求量比较大，自然价格比肉高。中国当时也已经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侯三元想，中国发展这么快，可能也会有这样一天。
敏锐地察觉到了市场的变化以及蔬菜种子产业蕴藏的巨大商机后，侯三元决定带头搞蔬菜。“要搞就搞整个生产链的源头，就搞蔬菜种子。”
经过考察，侯三元发现济源市地处太行山南麓，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隔离条件良好，气候资源独特，土壤环境适宜，山区昼夜温差较大，十分适合蔬菜制种。但济源市山区面积在85%以上，自然资源匮乏，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农业贫困人口较多又是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认定目标后，2003年，侯三元成立了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山区群众听说原来市种子公司的侯经理开始搞蔬菜制种了，都很支持他。
不同于粮食制种，蔬菜制种生长周期长，技术含量高。比如洋葱制种需要三个年头，但传统的小麦种植和玉米种植只需要三四个月。粮食种植不管或者管理不到位，只是产量高低的问题，但蔬菜制种不管或者管理不到位，可能就颗粒无收。
克服技术障碍和重重困难，侯三元的蔬菜制种最终获得成功，也推动济源市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良种繁育基地，亚洲最大的洋葱杂交种子产业化生产基地，基地面积3.6万亩，年产各类蔬菜种子3000多吨。
蔬菜制种带动济源240多个村1.2万余户近10万人口走上小康路，每年为山区民众带来近两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收益。
2005年，济源市蔬菜种子开始出口，其合作客户遍布韩国、日本，以及美国、法国和荷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民众的餐桌上，不少蔬菜的种子也来自中国的河南济源。以绿茵种业一家为例，其对外合作的科研单位、种业集团已达46家。每年生产的600多个品种中，有2/3品种销往海外。
由此，2017年济源市分别被认定为中国国家级蔬菜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国家出口蔬菜种子质量安全示范区，跻身种子基地建设的“国家队”。
如今，作为中国蔬菜种子协会副会长和济源市种子协会会长，侯三元每年都会与一些专家、学者同行，代表中国种子协会去海外参会、访问。“参加世界种子大会、亚太种子大会、美国本土种子大会……每年至少出去2次。”今年受疫情影响情况特殊，否则平均每年他要接待海外客商达200余人次。”
侯三元办公室里的济源地图上，种子基地的标志性小旗密密麻麻、星罗棋布。每增加一个新的种子基地，他就贴一面新旗。更多的时间他是在山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屋里也坐不住”。他喜欢穿运动鞋，因为“下乡方便，说走就走”。
创建“俏花匠”公司
尽管身处中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种子基地，但来自济源市梨林镇北端村的张培忠却选择了一条在当地少有人走的路——培育花卉种子。2013年，张培忠创建锦田种苗，以培育花卉种子为主营业务。虽然起步晚、规模小，但产品却已远销荷兰和日本。
创业前，学农业出身的张培忠因工作机缘曾在日本研学过一年，发现海外对园艺需求较大。“我们济源一直有制种的习惯，这个产业已经做了很多年。”张培忠萌生了回中国以后从事花卉制种的想法，并在创业之初即明确要走出口路线。
受地理位置、气候影响和技术制约，此前济源市乃至整个河南省都鲜有人从事花卉制种，毫无经验可循，全靠自己摸索。
经历创业最初两年“都是失败，凭着一股热情去做”的窘境后，2015年，张培忠终于“找到感觉”，育种成功，并探索出“公司+农户”模式。
张培忠介绍，因为花卉制种属于小众产业，种越多反而种不好，一般以每户一两亩地为佳。通过“公司+农户”模式，企业负责订单、技术和育苗，然后把苗送到老乡家，一家一户来做。“既为企业节约了成本，也为农民增加了收入。”
从最早的三五户，到二三十户，今年，张培忠已带动当地一百余户农户参与花卉种子种植。“既然要让农户去做，一定要让人家有收益。”他与老乡签订合同，约定最低保护价和收购价。“收购价一般每亩地5000元上下，7000、8000元的也有，差一点的4000多元，但是最低保护价不能低于4000元钱。即使出现问题了，我们也得保证老乡们的收益。”相较于玉米、小麦等传统农业种植，农户种植花卉种子，每亩地最少可增收3000元。
自己种的种子能卖到外国去，也是老乡们喜悦和自豪的事情之一。每年，海外客户要来济源田检。他们会走进农田，针对除草和病虫害防治等，发现并指出问题。“老乡稀奇外国人长什么样儿，愿意通过翻译与外国专家交流。他们也很开心，自己种的种子能够走那么远。”
尽管今年受疫情影响海外客户不能亲自来田检，张培忠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和质量要求自己。早年在日本研习期间，日本人做事严谨给张培忠留下了深刻印象，“信守承诺，把小事情做好，这是最大的根本。我们有这么稳定的客户，肯定也是我们做得小而精，很让对方很满意。”
已经有稳定的客户和成熟的模式，但对张培忠而言，育种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他始终坚信“技术是核心”，现在，他的团队里有5名来自农学、植保、园艺等专业的大学生，每年都要试验8-10个品种，试验好的才会推广。“这条路我们走得不是特别快，但是我们走得很踏实。”
张培忠每年都要到海外参加国际种子会议，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既是考察、学习，同时也结识一些用户，寻找客户来源。
如今，张培忠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久而久之，他被当地人贴上了“花匠”的标签。近几年，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加快，张培忠创建了“俏花匠”园艺公司，开始做室内花卉和户外花园，还由此延伸出学生研学和亲子活动两个业务板块，需求愈加旺盛。现在，俏花匠已经成为河南省科普园科普教育基地，每年都会有学生来园区研学；每到周末，家长则带着孩子，来园区挖土、栽苗，体验种花的乐趣。
安家北京 “无声世界”里的台湾“妈妈”
在彩虹天使咖啡屋此前举办的四岁生日会现场，一副《蜕变·蝴蝶》的画作非常引人瞩目。这幅画出自咖啡屋听障糕点师傅云峰之手，它也被印成明信片分给更多朋友。
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创始人李绍嬅，2011年从台湾来到大陆，以为只是“匆匆过客”，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培训有听力障碍的青年制作台湾糕点，帮助他们走上“蜕变”的道路。用她的话说：“台湾和内地朋友相互交流、陪伴成长的故事，每天都在咖啡屋上演。”
以“爱”为家，找到内心的归属感
如果不是四年前开这家公益咖啡屋，作为金融从业者的李绍嬅会身着靓丽的服饰，穿梭于重要会议和办公室，出差可以住五星级酒店，工作之余会关心美容时尚。“这是我曾经的工作生活状态，我的关注点只有自身、家庭和事业。但是现在我不再需要靓丽的服饰和名牌包，我开始关注更多的孩子。唯一不变的是，我依然过着忙碌的生活。”
目前，彩虹天使咖啡屋共有五位有听力障碍的师傅在制作糕点，其中年龄最大的40岁，年龄最小的19岁。李绍嬅介绍：“他们之中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与人交流’，有的认真负责……各有特点和专长。”
四年来，四十多名来自中国各地有听障的人跟李绍嬅学做台湾糕点，但是能够学成并且留下来的人少之又少。“可能就是那些真的没有任何后路的人，才能够坚持下来。所以一旦拉起了他们的手，我就绝对不敢轻易松开。”
“每一次咖啡屋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伸出援手，让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关卡。” 李绍嬅表示，大陆志愿者、台湾志愿者等，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在咖啡屋聚到了一起，相互支持，各自出力。“不分地域，不论政见，在咖啡屋就是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最简单的爱，让我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咖啡屋。”李绍嬅找到了内心的归属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011年，因为爱人工作的关系，李绍嬅一家四口从台湾来到北京生活。初来乍到，李绍嬅对生活环境、习惯等多个方面都感到非常不适应，希望尽快回到台湾。
一切改变都从2016年开始，李绍嬅因为需要带着孩子完成一项“作业”，而走进了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认识了那里的孩子。
李绍嬅开始每周两天去陪伴他们，当一名普通的志愿者，慢慢地随着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切似乎变得不一样了。“花得时间越多，投入的感情就越多，就开始不自觉为他们想未来。因为每次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康复中心，他们与我女儿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一起听故事、玩游戏和演音乐剧，我也会开始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离不开，也放不下。”
后来，康复中心被迫搬家，需要更换地点，“从市中心到更为偏远的地方，对他们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想告诉孩子们的是，我们可以在新的地方，做点新的事情。”李绍嬅表示。
李绍嬅想到台湾糕点非常受欢迎，如果能让这些听障孩子有机会自己学习制作糕点，也将为其生活带来新的希望和更多可能性。
当时创业最大的困难来源于“信任”。“周围人最大的质疑在于，大家认为我随时都可能回台湾，从商业价值来说开在康复中心的咖啡厅人流量太小了，听障孩子做的糕点会好吃吗？”李绍嬅表示，“听障孩子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对我更加不相信。”
在教授听障孩子们做糕点的过程中，困难不仅仅在于糕点制作方法本身，而是涉及识字、数学和生活认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李绍嬅举例，“糕点买一赠一，这个‘赠’字可能他们就不能够理解，需要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方式让他们明白。”
接触过李绍嬅的人都会发现，她的表达方式不紧不慢，非常温和。“与这群特殊的孩子在一起时间长了，需要足够耐心，隐藏自己的情绪。在他们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不松开他们的手。”
“咖啡屋只是一个桥梁。当他们建立足够的自信，拥有足够的能力时，才可能走上自己的路。至于他们是不是一直做糕点师傅，早已变得不重要了。”李绍嬅说。
中国小伙创业 “带货”秘鲁羊驼
中国的国宝动物是熊猫，秘鲁的国宝动物则是羊驼，它们可爱的面孔被全世界人们喜爱。在秘鲁安第斯山区，饲养羊驼是牧民们重要的收入来源。除纺织品外，用羊驼毛制作的玩偶属于秘鲁最具特色的手工艺品之一，可谓“一只羊驼能养活一家人”。
今年28岁的中国小伙赵霏于秘鲁留学、从秘鲁相爱、“秘鲁之缘”开启了他与羊驼的创业故事。
最初的心愿：把秘鲁文化带到中国
赵霏本科就读于中国北京城市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大学三年级时作为交换生前往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Ricardo Palma）学习西班牙语翻译。
出于对南美国家尤其是对秘鲁的热爱，再加上多年西班牙语的专业学习，赵霏大学毕业后于2016年在中国合作创立结藤社文化有限公司，从事西班牙语教育培训。
五年时光飞逝，赵霏积累了一定的业界口碑和经济实力，这让赵霏想起曾经的心愿。
开展羊驼玩偶进口业务一直是赵霏的一个心愿。
赵霏回忆，他在秘鲁留学时，经常光顾一家出售秘鲁特色工艺品的印加市场，里面有来自秘鲁不同地区、代表不同文化和民族的手工艺品。这里有手绘木器、雕刻了当地民俗生活的葫芦、银器、首饰等，以及秘鲁手工羊驼毛绒玩偶。
“羊驼非常可爱，它的毛手感极好，加上呆萌的表情和柔软的触感，让人爱不释手。当时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将秘鲁的羊驼毛绒玩偶和其它的特色产品带到中国市场。”赵霏说。
2010年3月1日，中国、秘鲁双方友好协商并书面确认《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可以说自贸协定实施后，中秘两国携手迈入了“零关税时代”。
留学期间就一直关注中秘贸易往来的赵霏在一次秘鲁政府举办的国家品牌产品推介会上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企业家的启发，立志在中秘两国贸易优惠政策下大展身手。
2020年底，赵霏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尝试，将真正来自秘鲁的羊驼毛绒玩偶引入了中国市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个呆萌可爱的玩偶对秘鲁文化产生一些兴趣。
结缘秘鲁妻子 开启跨国创业
赵霏的妻子Diana是秘鲁人，中文名字叫晓雪，是赵霏留学期间的同学。
赵霏说，秘鲁女孩与所有拉丁女孩有着共同的特点：活泼开朗，善于言谈，能歌善舞。晓雪的性格则相对文静，是一个爱好中国文化、美食、时尚的女孩。
从2014年到2017年，赵霏与晓雪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跨国爱情长跑”。2017年底，他们在中国结婚并在北京生活。
“以前和我爱人在秘鲁上学时，她让我接触到了秘鲁接地气的一面。”赵霏说，以前妻子会带他去秘鲁老城区品尝当地的街头小吃，与当地手工艺人互动聊天，看广场上当地居民练习秘鲁民族舞，这让赵霏深深地爱上秘鲁文化。
2020年春节期间，赵霏和妻子回秘鲁探亲。受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利马印加市场变得萧条，赵霏亲眼目睹了秘鲁手工艺人的艰辛生活。
“那天我们和市场中很多店主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些手艺人每天能卖出一件产品就很开心，这里是秘鲁首都利马，很难想象在其它小城市会发生什么。”
赵霏和妻子商议，虽然商业航班停摆，但国际物流、进出口贸易还在正常进行，势必要把优秀的手工艺品带到中国。
起名NUNA：秘鲁牧民的灵魂
赵霏同妻子晓雪历时两个多月，走访了秘鲁羊驼毛手工艺品聚集地库斯科、阿雷基帕、首都利马的十多家工厂和手工艺品市场，最终才敲定供货方。
赵霏解释称，产品质量必须严格把控，秘鲁当地制作羊驼毛玩偶的手工艺人都很独立，几户家家是体量较小的工坊，每家制作的工艺和品质很难实现一致。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霏最终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一家来自秘鲁首都立马的家族企业，负责人Olivia从事羊驼毛绒玩偶生意已超过三十年，此前产品主要出口澳洲、欧洲和美国，从未进入到中国市场。
赵霏携手妻子多次拜访Olivia一家，他的秘鲁经历、爱情故事、创业故事促成了这场跨越几千公里的国际合作。
创业最困难的环节并不只是合作谈判，还有后续的产品制作及沟通。
“万事开头难，起初做的产品我都不是很满意，总达不到我的期望。在反复沟通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很多时候工厂对于我的要求并不能准确领会，会在情绪上有抵触。”
从选品、制作、生产运输，几个月后赵霏终于拿到了第一款成品羊驼玩偶。
赵霏的羊驼玩偶成品第一次亮相是在2021年中国北京的市集上，一百只玩偶一经上市就抢购一空，可谓供不应求。
赵霏预计，第二批400只成品羊驼玩偶已从秘鲁出发，公司未来年销量可能会达到一万只。后续，他还会继续创新，在玩偶上添加二维码挂件，录制羊驼语音等互动功能。
“我们的品牌名叫NUNA，中文译作灵魂。它代表着一颗单纯、善良的心。”赵霏说，秘鲁饲养羊驼的牧民常年生活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高原上，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然不怕辛苦、向往美好，并且感恩生活。
赵霏希望，通过羊驼玩偶让中国消费者接收到这股来自南美的真诚，在抚摸柔软羊驼毛的时候，也能感受到秘鲁牧民的温暖的灵魂（NUNA）。
中国游戏企业出海“秘籍”：“宅经济”还是“硬实力”？
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在海外市场取得了亮眼成绩。根据数字内容产业研究咨询机构"伽马数据"提供内容显示，近年来中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始终保持超过10%的增速，2021年上半年实际销售收入预估超过8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游戏玩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游戏在这些国家也受到欢迎。
中国游戏出海整体趋势向好
伽马数据总经理滕华多年来在中国游戏产业调查和数据分析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表示，中国游戏出海整体趋势向好。
滕华提供了最新数据支持，从收入方面看，近年来中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始终保持超过10%的增速，2021年上半年实际销售收入预估超过80亿美元；从企业方面看，越来越多企业参与分享游戏出海的成果，2021年1-6月在海外获得上亿元流水的移动游戏涉及中国游戏企业数量同比增加十余家；从产品方面看，近年出现了一些在全球范围内都获得较大关注度的游戏。
回看2020年，中国游戏出海也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与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54.50亿美元，比2019年增加了38.55亿美元，同比增长33.25%，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因为疫情原因，导致了消费者待在家中的时间大大增加，“宅经济”带来游戏产业发展的红利。随着疫情有效控制，是否会对游戏市场产生影响？滕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宅经济”的消退并没有带来低潮期，这一点从2021年游戏行业上半年整体成绩就已经可以得到答案。
完美世界游戏是中国较早进行游戏海外运营的企业之一，2006年，公司第一款产品《完美世界》就开始进行海外运营。完美世界总裁、完美世界游戏CEO鲁晓寅分析：一来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用户的社交需求，并且为玩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社交路径，在疫情得到比较好控制后这种路径也会保存；二来游戏企业对于用户长线留存的重视程度一直在加深，会有意识的维护用户活跃，减少流失可能；此外，用户在疫情期间培养出一定游戏习惯，习惯不太可能因为疫情常态化就突然消失。
东南亚市场崛起，武侠文化接受程度高
滕华表示，从地区存量市场规模的角度看，近年海外移动游戏市场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现阶段美国、日本、韩国依然是海外移动游戏市场规模排名TOP3的地区。将东南亚各国视作整体时，其2020年地区移动游戏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40亿元人民币。
据伽马最新数据显示，中文版本新品游戏在2021年6月新加坡、马来西亚Top5移动游戏新品中分别有2款及3款产品语言版本为中文。借助中国文化拓展东南亚华侨华人市场是中国游戏出海可选的路径之一。
对中国游戏在东南亚市场受到欢迎的原因，鲁晓寅分析：“首先是注重文化融合、创造出让世界能接受的东方文化形象，其次是深耕本地化工作。前者与文化有关，后者与经营有关。”
据了解，完美世界游戏的网游产品很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出海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本地市场特点。比如，公司把《诛仙》端游推向日本市场时，将女主人公名字从“碧瑶”和“陆雪琪”改为日本玩家认为具有美感的“绿兰”和“白丽”。《笑傲江湖》端游在马来西亚上线运营时，运营团队选择了马来西亚羽毛球国手李宗伟作为游戏代言人，不仅推广了这款武侠网游，同时还宣传了竞技体育，让游戏中的中国武侠精神与现代体育的拼搏精神合二为一，引起了很大反响。
鲁晓寅表示，东南亚地区对武侠、仙侠文化的接受度本身就比较高，因此融入较多中国文化元素甚至完全基于中国文化研发的游戏也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以中国传统文化“加持”游戏出海
“中国不仅有丝绸之路大背景下的敦煌文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霞’描述的秦淮文化，还有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刀剑文化。而游戏产品搭载文化传承后，也更容易获得成功和长线成绩。这是中国游戏在海外市场表现亮眼的原因之一。”鲁晓寅举例， 《新笑傲江湖》手游2021年5月在日本上线，并且取得了不错成绩。它引入了琴箫系统，玩家在游戏中模拟七弦古琴和箫的演奏，另外像箜篌这样具有中国符号的乐器，也融入其中，加强游戏的文化内涵。
滕华介绍，中国国内已有多款在海外取得数亿元流水的游戏，通过将中国文化融入世界观、设计文化主题皮肤、运营中国节日主题活动等方式，将文化与游戏相结合，这对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游戏出海都起到了较为积极作用。
“出海在未来几年仍将是很多中国游戏企业选择的方向，同时全球游戏产业也处于发展上升期。”滕华说，未来可期。
台湾青年在京创业 ：做助力中国企业出海的“大众点评”
“父辈在台湾经历经济起飞，我在大陆感受经济发展速度；父辈接触最多的纺织、重工等传统行业，而我们这一代接触的是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下的行业。”台湾青年朱正扬目前正在北京创业，他希望做全球网红界的“大众点评”，帮助大陆企业“出海”。
2014年，朱正扬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对于一个刚毕业而且有梦想的年轻人来说，中国作为‘增速市场’更具吸引力，带给年轻人职业发展更多的机遇。”
“身处一个快速变化的互联网环境之中，年轻人思想迭代非常快。我和团队成员像大陆很多年轻人一样，对个人、对公司、对生活的未来充满强烈的期待，而不是安于现状。” 朱正扬坦言，在大陆创业的理由在于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架起中国广告主和海外“网红”之间的桥梁
2011年，朱正扬有机会和大陆不同地区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夏令营交流活动。让朱正扬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京沪高铁刚刚开通不久，他们搭乘高铁游历中国多个城市。“不同城市的饮食、语言、文化都有所差异，呈现了多样化的状态。
高铁所代表的快速发展，各个城市间的多样化状态，在朱正扬心中埋下了“种子”，使得他在美国学习时就开始关注北京的工作机会，继而去到那里。
2015年，朱正扬加入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社交移动广告软件公司Nanigans，助力其在中国拓展业务。从那个时候开始，朱正扬开始关注到中国企业出海时在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广告投入量不断增加，“这其中中国电商企业、游戏企业的广告投放表现尤为突出。”
以电商行业为例：根据天猫海外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于2019年发布的《2019出海市场研究白皮书》显示，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市场交易规模从2.7万亿元人民币增至7.1万亿元人民币。
正是基于中国企业出海背后巨大的广告投放需求，2020年4月朱正扬开始自己创业，成立“KOL Master”（中文译名：“跨境网红大师”），希望能通过科技和文化架起中国广告主和海外“网红”之间的桥梁。
朱正扬表示，随着线上社交平台整体广告费用不断提高，网红营销有效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等原因，近年来愈来愈多中国企业选择与网红合作，进行海外推广。
朱正扬介绍，“KOL Master”为广告主提供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Instagram 、Youtube、Tiktok）网红管理功能，大型广告主可以借由“KOL Master”追踪MCN（网红经纪人）的表现，中小型广告主可以经由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进行海外网红配对，选择合适网红；找到合适人选后双方可以进行直接沟通；提供成效追踪功能，可以帮助广告主快速追踪相对应的网红合作成效表现。
海外网红入驻平台，广告主使用、点评、数据效果追踪，网红收入提升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朱正扬将此模式比喻为全球网红界的“大众点评”。就在最近，平台上线了美国、德国等网红相关数据。
在帮助中国广告主与海外网红对接过程中，朱正扬希望能够发挥自身和团队跨文化沟通的优势，不仅通过AI技术本身，更在文化交流层面增进彼此了解与信任，比如在垂直和细分领域将企业需求与网红特色进行有针对性对接。
“友善”的创业环境
“在一个‘增速’市场做生意，创业者有机会与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一起成长，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在北京，朱正扬感觉这里的创业环境非常“友善”。这种“友善”是指它会给包括海归在内的创业者机会和足够大的平台展现自己，比如创业大赛路演，以及资金和场地、政策、人才招聘支持等。
在北京这座城市，朱正扬每天接受着大量讯息的“冲击”。他在与投资人、客户等不同人沟通过程中，完善创业想法，重新思考创业价值。“创业企业与投资人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它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我感觉自己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更需要生活在本地的创业伙伴帮助，才能让企业发展得更好。”
站在望京某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朱正扬能看到窗外的望京SOHO等建筑。“我知道在这一栋栋大楼中，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创业者，在思考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自己如何能实现梦想。一切才刚刚开始。”
“中国造”人工耳蜗 让更多人聆听世界
对于听障人群而言，人工耳蜗是相对成熟的人体义肢，也是他们听觉体验的手段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全球有约11亿年轻人(12-35岁之间)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约4.66亿人患有残疾性听力损失。在中国，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听力残疾患者2780万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渴望声音的群体。当听声音的能力逐渐丧失之后，言语功能也会慢慢退化，这不仅让交流能力下降，更会导致听障人群产生与世隔绝感，以及焦虑、抑郁和认知退化等一系列问题。
父子齐心 实现人工耳蜗“中国造”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工耳蜗的诞生让听障人士重新获得了听力、言语功能。人工耳蜗是一种可以替代人耳功能的微型电子装置。它将声波转换成微弱的电流信号，刺激听神经产生神经冲动，并传到大脑，在大脑中形成听觉。
在2011年之前，全球只有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三个国家能够生产人工耳蜗。
2011年8月，中国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拿到了中国国家药监局的人工耳蜗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证书，由其研制生产的晨星人工耳蜗系统上市销售，使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能够生产人工耳蜗的国家，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诺尔康董事长李方平对记者表示，从2006年公司建立之初一路走到今天，诺尔康这16年的每一步路他都记忆犹新：有坎坷、有收获，有压力、亦有动力。
2006年，即将从加拿大留学毕业的儿子李楚告诉他一个投资项目。“当时手握8项电子耳蜗专利的曾凡钢教授、美国HOUSE耳科研究院听力神经学中心主任傅前杰教授等一批旅美中国科学家，一直在寻觅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李方平介绍，那时，全球人工耳蜗市场被三个国家的三家公司垄断着，单件产品价格均在26万元（人民币，下同）上下，植入后每年的更新维修费用约5000元。而中国重度耳聋患者达500万人，每年接受手术植入的病人仅数千名，多数普通家庭面对高昂的价格，可望而不可即。
于是，父子齐心决定从零开始，扎进人工耳蜗领域。“就这样，2006年，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总部和美国研发中心先后成立了，这就是我们的开始。”
但是，李方平表示，生物医药行业需要克服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的重重难关，这是他们父子开始没有想象到的。“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为了克服困难，我们俩做好分工，李楚在美国负责技术攻关，我在中国国内筹集资金。”
“研发过程更是冷暖自知。最难、最关键也最烧钱的部分就在芯片研发，我们要把一张桌子大小的电路板集成到硬币大小植入体里，还要确保产品的长期生物兼容，这块小小的芯片，研发时间就花了近两年时间。”李方平感慨到。
李楚找遍了在美国的行业牛人，最后终于找到了最早设计英特尔奔腾芯片的华人工程师，然后把第一版芯片顺利送到台积电去烧制。而李方平自己在中国国内借钱、贷款、变卖股份，努力确保将资金补充到位，前前后后整个过程共计投入1.9亿元资金，诺尔康第一个人工耳蜗才得以诞生。
“2009年12月27日，那天是李楚29岁的生日，诺尔康为一位二炮老兵植入了人工耳蜗。开机测试后，老兵泪流满面地告诉我们，这是八年里他听到的第一声。李楚特别激动，说这次开机成功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一件生日礼物。”李方平回忆。
从这位老兵开始，诺尔康的人工耳蜗经过近200例临床试验，终于在2011年8月拿到了中国国家药监局的人工耳蜗器械证书。诺尔康成了中国第一家规模化生产人工耳蜗的企业，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之后第四个能够生产人工耳蜗的国家，实现了人工耳蜗的“中国造”。
打破垄断 力争让大家“用得起”
“中国人工耳蜗面市之前，对于很多听障人群来说，安装人工耳蜗是消费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们努力控制每台人工耳蜗的售价，这样才能帮到更多人，最后每台定到8万元左右，仅是进口耳蜗的三分之一。”李方平提到。
他表示，由于这样的价格差，让以前处于垄断地位的三家公司在中国销售受到了冲击，“他们不得不调整在中国市场的产品售卖价格，每台人工耳蜗由原来的25万元降到15万元。基于中国的消费市场，每年我为中国人节省了15亿，我也算成功了。”
由于诺尔康的人工耳蜗兼具质量和价格优势，不仅在中国国内市场得到认可，目前也已进入欧洲、非洲、南美洲，成功帮助全球一万多名听障人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在这期间，有很多海外的公司说我们搅乱了人工耳蜗的利润市场，甚至找到我们谈收购，但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它。”李方平坦言，如果被收购，人工耳蜗价格市场将再一次变高，会使很多需要的人消费不起，这违背了自己做企业的初衷。
从诺尔康产出第一台人工耳蜗起，父子俩就决定要尽全力把产品纳入医保范畴，他们四处努力，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用得起人工耳蜗。
据李方平介绍，截至目前，浙江、广东等地已将诺尔康人工耳蜗纳入医保，使用医保政策的患者费用会降低六成。
公益注爱 助力更多人“听得见”
多年来，为了完成让更多人用得起人工耳蜗的梦想，李方平一直与残联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机构合作，为听障人士提供更多帮助。
他手机里保存了许多聋哑儿童的照片，每一个聋人背后都有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每次看到耳聋的孩子在植入人工耳蜗后，打开机器听到声音的那一刻，我都激动得要掉眼泪。”
他说，每一次感动都是自己一直坚守的动力。“这些年，我们的人工耳蜗不仅免费捐赠给中国各地的贫困聋哑患儿，也曾捐往蒙古国和非洲等地，让那些贫困孩子得到帮助，大爱不应有国界。”
李方平坦言，自己关爱着这些聋哑患者的同时也被他们关爱着，“七八年前，我们捐赠过一个新疆的失聪患儿，他重新听到了声音。这是个特别感恩的孩子，直到现在，每年我都能收到他亲手种的红枣和葡萄。”
他说，这么多年，这样的人和事经历了特别多，“让我特别受感动，是他们让我更坚定把事业做下去。”
李方平透露，未来不仅仅要做更好的人工耳蜗事业，这只是他布局神经电子行业的第一步。眼下，诺尔康与温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共同研发的高清晰人工视网膜也将进入人体临床阶段，偏瘫类疾病的电子刺激康复装置等神经电子产品的研发也在加速进行中。
“我的创业梦想不仅是让听不见的人听得见，未来还要让看不见的人看得见，站不起的人重新站起来。如今只实现了一小步，我做不完就让子孙后代坚持做下去。”李方平如是说。
重新聆听 感知世界拥抱生活
从 2009 年植入第一例人工耳蜗至今，诺尔康已经帮助很多听障人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来自江西上饶的苏珍就是其中一位用户。
她激动地和记者分享：“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工耳蜗，我不可能实现和您这样自由交谈。”
苏珍不是先天性耳聋患者，她是2002年上大学后，听力慢慢出现了问题，“大概是在2005年，当我发现自己听不清广播和远处的声音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听力出现了问题。”
起初，苏珍并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生活中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办法掩盖这件事。“比如，我和同学交谈要半听半猜，通过表情和嘴型去揣测别人在表达什么。还有买东西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尽量递给商家一张面值大一些的现金等着找零，这样就不会出现我听不清价格带来的尴尬。”
苏珍回忆，即便如此艰难地坚持，不好的事情还是降临了。“在2016年，突然在两天之内我完全听不到声音了，我的世界变得孤寂而恐惧。由于听力丧失，我也只能辞掉了工作回到了老家。”
原本是华南理工大学英语专业的她，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喜欢的外贸英语工作。
回到老家以后，苏珍的状态特别不好。“我不能很好地与人沟通，也不愿意见任何人，就这样我完全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能做的事就是在家看书。”苏珍表示，那段时间的生活是自己人生最难熬的阶段。
她认为自己能够重获新生，得归功于诺尔康人工耳蜗的扶贫项目。“我们是贫困县，获得了诺尔康人工耳蜗捐赠项目，我也幸运地成为了体验者。就这样，通过安装人工耳蜗，让我又一次听见了声音。”
对于正常人来说，听见声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苏珍觉得能够又一次聆听世界，是自己的一次重生。“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声音缺失的痛苦是只有真正经历过那种宁谧环境的人才能够深切体会的。”
她激动又兴奋地告诉记者，人工耳蜗让她再度获得聆听的权利，也找到了一度失去的安全感和自信，“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颗向上的心，也都想拥抱世界的美好，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听障患者能够了解和走进人工耳蜗，也希望人工耳蜗科技能够有更多惠民政策扶植，让更多人带得起，重获新生。”
“中国制造”无人机输出达全球70% 未来可期
9月15日在深圳落幕的2020第四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第五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上，吸引了400多家海内外无人机企业共带来1000多架无人机参展，多家企业在现场发布无人机及无人化装备新产品。全球无人机市场蓝海，“‘中国制造’输出已达全球70%”，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教练、前国际航联世界飞行者大会中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无人驾驶飞行器综合赛冠军胡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无人机行业衍生广泛应用
展会中，无人固定翼机、无人多旋翼飞行器、无人飞艇（船）、无人伞翼机、扑翼式微型无人机、水下潜行器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产品等集体亮相。此外，植保无人机、警用无人机、物流无人机、消防无人机等不同行业用途的无人机产品也在大会展出。
大会上介绍，民用无人机最大的市场在于公共服务，如警用、消防、测绘、植保、巡检、气象等，占到总需求的80%。
“在目前来看，无人机的应用在很多方面已经非常广泛。行业应用的无人机，它的科技含量会更高。”胡炳告诉记者。
胡炳介绍，无人机的使用不仅可用于日常摄影、比赛等，如农业上播撒农药的植保机已广泛应用无人机工作。此外，电力巡检、救援任务、公安警用及侦查打击等方面都已开展对无人机的大量应用。“无人机在某些方面可以取代一些人类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让无人机去代替他们完成一些危险或高效的事情。”
无人机产业发展提速 产值倍增
会上介绍，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持续快速发展，2020年产值预计可达600亿元（人民币，下同），年均增速达40%以上。到2025年，民用无人机产值达将达1800亿元，年均增速25%以上。此外，中国无人机行业在2019年增长较快，共有7000多家无人机企业获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交易规模突破500亿元。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深圳无人机产值2020年预计将达近500亿元。仅深圳就有650余家无人机企业，其出口的消费级无人机占中国总量的90%，工业级无人机占中国市场份额的60%，以消费无人机、植保无人机、行业无人机、玩具无人机及配套产品为主。
胡炳介绍，虽然中国无人机行业近几年才开始兴起，但中国制作无人机配件的厂家占全球70%到80%。“我认为近几年来，中国无人机机水平在逐步向世界前列的水平发展。”胡炳说。
无人机领域全球市场前景广阔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全球范围内的无人机需求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而以深圳企业为代表的无人机生产商输出产品达全球的70%，成为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主要提供商，在行业级无人机也占有较大份额。
胡炳介绍，全球无人机应用领域中的很多产品和配件，不论知名与非，很多都是来自中国的厂家，“比如大疆公司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占比达85%左右。”
胡炳认为现在无人机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也意味着会带动更多企业往该方向发展。他介绍，在市场大环境的带动下，不少企业将部分业务调整为和无人机相关的配件生产业务。“包括我们穿越机（竞速无人机）当中的很多厂家，原来只做摄像头行业，现在有了无人机行业后，他们依托对镜头方面的业务擅长转型生产无人机上的镜头配件。”胡炳说。
此外，胡炳认为，通过这次世界无人机大会及展会可以看出，中国无人机生产产品力近年来有很大提升，同时，中国的无人机企业和厂家在海外有着很大市场。“因为海外对无人机项目推广的力度很大，它的受众人群也比较多，因此目前出口到国外市场的发展前景很大。”
无人机企业发力支持国际赛事
胡炳介绍，中国无人机企业生产的配件也广泛应用于航空模型的体育赛事，如许多国际赛事中穿越机（竞速无人机）比赛项目等。
他介绍目前许多中国无人机厂商会在全球范围内的赛事活动中提供赞助，因此许多海外的专业运动员也会选择用中国的设备去训练或参赛。“比如在我们穿越机这个项目的比赛中，使用中国的产品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如果整个赛场上有200个人，可能有180多个人用的是中国产品。”胡炳说。
2018年11月，首届世界无人机竞赛锦标赛在深圳成功举办，有来自34个国家的128名参赛者来中国参赛。胡炳介绍，世界无人机锦标赛作为一个国际赛事，由国际航联主办，连续两届由中国深圳承办，下一届预测依旧在中国举办，也说明近年来中国在无人机领域全球水平中取得较好发展。
“伴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无人机行业肯定会越走越好，用于行业应用上的无人机会越来越多。同时，伴随经济的复苏，无人机行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胡炳说。
大陆发展新机遇 为台湾农林人才提供圆梦舞台
继陆续出台“31条”“26条”和“11条”等惠及台湾同胞政策措施后，中国多部委近日联合出台了《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农林22条”)，为台农台商参与大陆乡村振兴提供广阔的实践场域。
在大陆多地耕耘数载的台农台商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好的政策就像及时雨，让从事高投入、长回报期农业项目的台胞吃下“定心丸”。
为台湾农林人才提供圆梦舞台
2017年，因看好农业大省四川的发展机遇，台胞庄慈芯来到四川成都进行农场打造和乡村营造。几年来，她的有机农场吸引了10多位台湾青年和海归青年。他们立足田园并尝试跨领域创作：学室内设计的包揽了整个农场的设计，学医的谋划康养相关的体验课程。
因此，庄慈芯格外关注乡村人才振兴。她说，“农林22条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希望相关政策尽快落地，为台湾人才提供圆梦舞台。
“我希望透过产业内和跨界合作寻找到更多在农业技术、旅游管理、美学设计与社区营造等方面的两岸优秀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庄慈芯表示，希望通过与当地资源合作打开农产品销路。“这条措施能更好帮助我们推介、销售特色农产品，拓展大陆内销市场，让更多好的农产品被看见。”
“这次机会我不想错过”
“60后”的崔佩馨出生于贵州遵义，1993年嫁到台湾桃园，在台湾生活20多年后决定返乡创业。在回乡考察期间，崔佩馨邀请从事蟾蜍养殖的台湾朋友邱万荣一起到大陆考察，并于2017年在遵义市播州区成立了一家蟾蜍养殖公司，当地政府给予2年土地免租优惠政策。
“这次机会我不想错过。”走过大陆20多个省市的邱万荣说，大陆经济发展速度快得惊人，而且内需市场潜力十分巨大。
在台湾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台商许清凉2019年加入崔佩馨、邱万荣的公司。由此，该公司从单一养殖蟾蜍发展到利用冠宝虫绿色循环养鸡，逐步实现生态循环养殖发展模式。“蟾蜍吃虫、虫吃鸡粪，虫粪可制作成有机肥用于种植业。”许清凉说，这个农业循环产业特别适合乡村振兴，不仅绿色环保还宜居宜产。
在许清凉看来，大陆涉农林新举聚焦台胞、台企关心的普遍性问题，增加了他们在大陆发展农业的信心，“我们是三个台胞加上一家台资企业”。
耕耘多年渐成行业领袖
在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海边的养殖大棚里，一个个水泥砌成的小池子，养满了各类名贵海水鱼。1998年，为了扩大规模开拓市场，台商洪宜展把屏东的养鱼“祖业”交给弟弟洪宜明打理，凭借“祖传”的石斑鱼养殖技术只身来海南创业。他说，大陆广阔的消费市场是我创业的基石。
扎根海南岛20多年，洪宜展不断探索人工孵化技术繁育名贵海水鱼，经多年努力成功孵化龙胆石斑鱼苗，摸索出东星斑等人工孵化技术，并靠售卖鱼卵和鱼苗成为远近闻名的“石斑鱼大王”。
通过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东盟海水养殖技术联合研究与推广中心等科研机构密切合作，洪宜展参与建立了海南热带海水鱼类亲本种质资源库，并通过科技赋能，在鱼类新品种开发、良种选育、科学制种产业化生产等方面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
如今，海南文昌、琼海、陵水等地都有其名贵海水鱼养殖基地，养殖面积约260亩，年产值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石斑鱼种苗还远销日本和东南亚。在洪宜展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块“海南省人才团队基地”的牌子，他领衔的名贵海水鱼繁育技术团队入选海南“双百”人才团队名单。
“近年不断出台的惠台利民政策，让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越来越有保障，前景越来越好。”洪宜展表示。
大陆新措吸引人才“西进”发展
作为“台商二代”，黄国书14岁随父母从台湾来到大陆，目前在北京经营一家集生态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企业。他说，最初几年企业发展时，在土地经营权问题上遇到诸多不便。由于过去政策因素，很多来大陆从事相关行业的台商也同样面临土地流转困难等问题，难免出现纠纷。
他表示，大陆为台农台商提供了法律保障，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台湾涉农林业者“西进”大陆发展。近几年，大陆对农业农村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两岸相关领域的合作势必会更紧密。
“‘农林22条措施’的出台为台胞台企参与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了同等待遇以及新的机遇。”他说。
法国葡萄酒在中国重新“独占鳌头” 侨商看好市场前景
“给我来一瓶82年的拉菲。”这句常用于影视作品中的台词，让不少中国人记住了法国葡萄酒。如今，法国葡萄酒重登中国进口葡萄酒来源国榜首。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至5月中国自法国进口的葡萄酒为4232.89万升，进口额16.3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5月中国自法国进口葡萄酒879.54万升，进口额3.1亿元。
曾几何时，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市场上，经常与法国葡萄酒一较高下，甚至比法国的市场份额还要高。
澳葡萄酒折戟 法葡萄酒顺势登高
2021年1至5月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葡萄酒为439.3497万升，总金额合计为2.96亿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葡萄酒仅为法国的十分之一。
澳大利亚葡萄酒销量暴跌让澳州酒商“哀鸿遍野”，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反对中国对其葡萄酒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据《环球时报》报道，中澳葡萄酒贸易争端起于2020年。应中国相关葡萄酒产业申请，中国商务部2020年8月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021年3月26日，商务部最终裁定澳大利亚相关葡萄酒存在倾销和补贴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决定对其征收5年反倾销税，最高税率可达218.4%。
澳州葡萄酒5年内或难夺回中国市场。有专家分析指出，在澳洲葡萄酒失去优势后，法国葡萄酒很可能取代其在中国市场的优势，成为中国买家的宠儿。
法国葡萄酒商摩拳擦掌欲“大显身手”
得知法国葡萄酒重新成为中国进口葡萄酒来源国第一名后，在中国浙江青田县从事法国进口葡萄酒贸易的林献平并不感到意外。“我一直看好中国进口法国葡萄酒，自己已经在这一行工作快10年了。”他说。
林献平曾在法国生活，最初在巴黎从事餐饮行业。伴随红酒在中国市场的流行，他决定“转行”。2012年，回到中国的林献平创办了青田纯法进出口有限公司，还创办了自己的葡萄酒品牌“查尔斯贝森”系列红酒。
被誉为“华侨之乡”的青田遍布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产地的葡萄酒酒庄。据统计，当地有100家左右商户从事进口葡萄酒行业，其中五分之一进口法国葡萄酒。
多年经营法国葡萄酒的经验，让林献平摸索出了一条葡萄酒销售的“生意经”。在他看来，线下交易是当下售卖进口葡萄酒的良好渠道。“我们基本不在网络平台销售。这些红酒都属于中高端产品，一来产品本身成本高，网上交易很难在‘价格战’中获胜；二来当面交易更让顾客放心些。”
林献平目前经营两家法国红酒进口公司，总部在青田，义乌还有一家分公司。“以海运方式进口法国葡萄酒，一年面向全国销10来个货柜。一个货柜2万瓶，一年就是20万瓶左右的红酒。”他介绍。
2015年，应运而生的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成为海外华侨华人返乡创业的平台，林献平在青田的店铺便位于此。他说：“身为侨胞，在这里创业享受到了不少政策优惠。比如减免店铺租金、帮助品牌推广等。”
如今，不同品牌的葡萄酒汇聚侨乡进口商品城，并以此为落脚点，推广到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
多因素推动法葡萄酒在中国抬头
葡萄酒圈流行一句话，贫瘠的土壤生产优质葡萄酒。
法国葡萄酒响亮的名号离不开葡萄生长所处的特殊自然条件。适合葡萄生长的土壤基本为石灰质黏土和泥灰岩，法国很多有名的葡萄酒产区都地处山间河谷地带。以法国波尔多地区为例，这里的沙砾土地加之冬暖夏凉的海洋性气候为葡萄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林献平一直对法国葡萄酒青睐有加，并坚持从当地酒庄直运货品。“在葡萄酒界，有新世界葡萄酒与老世界葡萄酒之分。”林献平补充道，“新世界葡萄酒主要以工厂流水线形式生产。老世界葡萄酒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在葡萄园管理方面主要依赖人工，并严格限制葡萄产量来保证葡萄酒的质量。”
2019年，中国酒类进口量15.9亿升，进口额345亿人民币，进口酒类以葡萄酒、蒸馏酒、啤酒为主，其中葡萄酒为最重要的进口贸易类别。
当前，法国葡萄酒在华销售态势向好。良好的酒品质量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让林献平对经营前景很有信心。
今年三月，中欧正式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协定纳入双方共550个地理标志（各275个），其中包含酒类。这意味着，一些来自法国的葡萄酒被贴“标签”后，自带“官方认证”滤镜。有了质量和信誉的保证更会推动其在中国销售。
多年在法的生活经验让林献平认识了一些法国当地的葡萄酒酒庄负责人。在他看来，伴随中欧合作逐步迈向深水区，除了在贸易方面的互惠互利外，长期交往形成的互信也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彼此有更深了解。
台商李作羣定居北京14年：年轻人只要到大陆，都会改变看法
在北京前门大街西侧的北京坊商圈，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家传文化体验中心”颇受年轻人喜爱，这是来自台湾的李作羣、李翰莹夫妇在北京耕耘“家文化”的场域。两人已在北京定居十余年，在两岸故宫的数字化方面着力很深。不过，说起他们与大陆的缘分，还要追溯到1949年。
亲人相隔两岸四十载
李作羣1957年出生于台湾的眷村，祖籍河南鲁山县。祖父辈三兄弟共有4个孩子：父亲、堂叔和两个堂姑。1949年，父母带着堂叔和姑父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只留下老人和女眷在老家。当时他们以为很快就能回家，没想到一别便是四十年。父母亲经常给李作羣讲起家乡往事，言语中饱含思乡之情。
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之间应尽早实现通航、通邮。这让岛内老兵看到了回乡的希望。后来，父亲想办法与老家通信，从台湾绕道香港再到鲁山，通过一封封家书，父亲辗转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在岛内民众强烈呼吁下，台湾当局于1987年终开放老兵回乡探亲，海峡两岸掀起了寻亲热潮。
1989年早春，李作羣和妻子陪伴父母返乡探亲、祭祖。“那是我第一次到大陆来”，李作羣记得，他们先从台湾飞到香港，从香港搭火车到广州，再换火车经武汉、郑州到洛阳，从洛阳又换汽车才到达鲁山。
“姑姑家人在县城接我们，后来越来越多亲戚知道我们回来，包括父亲小时候的同学，近亲远亲一大群人，那是在台湾从来没感受到的，因为亲戚关系全在大陆。”
“陪父母亲上坟，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看到父亲他老人家哭。”李作羣说：“在墓茔前的父母亲，从心底流露出游子的哀伤！”
后来父母陆续见到四十年未相见的亲人和儿时的玩伴，大家都已白发苍苍，老父亲百感交集。家乡祖宅仍保留了父母结婚时的“新房”，包括木箱、椅子等母亲的嫁妆仍摆在原处，保留着当年的样貌，“可以想象我爷爷、奶奶几十年来是多么地想念我离家未归的父母亲。”
初见北京却不感觉陌生
第一次到大陆探亲时，李作羣和妻子抽空去了趟北京，那次他们在北京停留了近一个星期，专程去了趟北京故宫，临走前还去东来顺吃了涮羊肉，他们对于北京的一切感到新奇，这里和台湾不同，却又有许多地方有着联系，那些曾经在学校课本和散文上出现的饮食与地名，都一一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当时的北京不像现在这么繁华，街上车很少。”李作羣说：“跟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变化和进步太大了，突飞猛进。”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后来的二十余年，他们将与北京之间产生事业上的联系，直到2007年选择定居北京。
再到北京就没再离开
1988年，李翰莹和李作羣在台北创立了得意典藏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多媒体制作业务，早期在台湾制作了许多记录片。他们出品的纪录片善于利用中华文化的内容和情感讲故事，是台湾第一个在国际多媒体协会（AMI）夺得27座大奖的传播公司。
如何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1992年，他们开始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借由文物藏品数字出版品，出版了第一张博物馆光盘“清明上河图”（英文版），得到了欧洲多媒体博物馆馆长奖，主管了台北故宫十八年的院长秦孝仪先生，在一次由台北故宫召开的记者会上，鼓励李作羣夫妇能透过科技“把故宫带回家”，这一句话刊登上了第二天各大报的头条。
在那个电脑还是稀缺物品的时代，他们成了拓荒者，1994年的《五千年神游眼福》，1995年的《清明上河图》，1996年的《龙在故宫》，1997年的《翰墨光华》、《国宝》、1998年的《故宫系列文物》……尤其是《境拦故宫》已经是VR虚拟互动的先驱，这些数字出版品让全球观众实现了足不出户就“把故宫带回家”的体验。
1999年4月，台北故宫与得意典藏公司签署了一份合约，合作创建“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数位典藏资料库系统”，由公司出资并拍摄所有文物多角度高清影像，双方共享故宫藏品数字图像知识产权50年。包括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的法书，范宽、黄公望、唐寅、董其昌的画迹，历代青铜、玉器、陶瓷、珍玩、文房、佛经等共十三类目，十余年的埋头工作，李作羣夫妇希望能迈出故宫数字化的里程碑。故宫藏品凝聚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更是解释文化根由的最佳物证，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数字出版，让文物瑰宝永久保存和传承。
2000年，公司与台北故宫的合作项目遭遇瓶颈。一直到2005年，圣严法师当面开示李翰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志业，你要立志，成不必在己。”此番对话让李翰莹放下执着，夫妇二人决定把下一阶段业务转移到北京。
“把故宫带回家”
他们于2000年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刚开始公司为大陆的博物馆制作了一些多媒体项目，如藏品的数字化展示、馆藏展览的纪录片、博物馆电子导览系统等。和大陆多个博物馆展开了合作，包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
2007年，他们和中央电视台共同合作出品了《台北故宫》大型电视纪录片，其中台北故宫珍贵的文物影像全部是由得意典藏提供的。
2010年，“得意典藏”在北京前门“台湾文化商务区”开设了旗舰店，正式以商店的模式与大陆民众见面，展示丰富多彩的两岸故宫文创作品。李翰莹说，在北京，能接触到来自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文创产品就像是一粒火种，可以伴随他们回到居地生根、发芽、传递到世界各地。
2017年，他们在大陆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张尔泽，在前门“北京坊”共同开设了“家传文化体验中心”。进入店内，各式文创产品、茶具、摆件、书画、装饰品、玩具等，琳琅满目的设计师产品一应俱全，两岸文化相融合，仿佛置身故宫“藏宝阁”，不仅让游客“把故宫带回家”，还能体验“家文化”，颇受年轻人喜爱，他们还在三楼开设了一家台式料理“妈妈+”亲子餐厅，生意红火。
李作羣认为，经济发展让很多人价值观过于物化，传统文化回归很有必要，“家文化”包含家训、家风、家教、家国天下、仁义礼智信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要发扬传承下去。从故宫贵族文化到现代家文化，李作羣夫妇走着坚定的道路。
“希望台青能多到大陆看看”
李作羣的一双“90后”儿女也在北京度过中学时光。高中毕业后，他们去了海外求学，如今均已就业。李作羣很支持儿子有机会回大陆工作。李作羣认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年青人一旦有了中华文化熏陶和文化自信，便是个人的竞争力优势之一。
李作羣看到近年来有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基本上来的年轻人都积极地想在大陆就业。”现在年轻人青睐通信、5G、IT、AI等通讯及大数据产业，以及其相关的物流、法律及会计等服务工作。另外，大陆文创与儿童教育产业的市场也相当大，李作羣常鼓励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年轻人只要到大陆，看过、接触过，基本都会改变对大陆的看法，交流是自然而然的，循序渐进的。”
“血脉相连不可以被忽略”
从台北到北京，李作羣夫妇一直在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李作羣望着窗外冬日里的白杨树说，他很喜欢北京的气候，这里是北国风光，物换星移、四季分明，对身心都有裨益。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讲，不需要告诉你根在哪里，其实回来看过了，就知道这里是文化的根源。”在大陆这些年，李作羣几乎每年都会回河南探亲，修葺了祖坟，还和老家人一起修订了族谱。“枝脉繁衍到全世界，但你必须知道从哪里来，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忽略的。”